2021年，隨著《刑法修正案（十一）》《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等一大批刑事法律的正式實施，人們的生產、生活等也發(fā)生了重大變化。上海專業(yè)的刑事案件律師看這十大刑事案件均為公眾關注度高、社會影響大的刑事案件，體現(xiàn)了2021年我國司法機關在打擊犯罪、保障人權和維護社會穩(wěn)定等方面所作的貢獻，個別案件的處理，更加體現(xiàn)了刑事法律理論與實踐的復雜性。
1、法成于上則俗成于下
案情簡介
2020年6月起，被告人賴枰全在東莞市應客戶要求，將其所得知的公民身份證號碼、姓名等發(fā)送給同伙“曹操”、“大佬”（另案處理）等人幫忙查詢上述公民的對應照片，再將上述照片通過“三色技術”制成動態(tài)人臉驗證視頻后販賣給客戶從中獲利，共獲利約達59000元。2021年5月10日廣東省東莞市第二人民法院判處被告人賴枰全有期徒刑一年二個月，并處罰金30000元。
入選理由
“法律是社會習俗和思想的結晶。”當前，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不斷成熟，人臉識別所取得的數(shù)據(jù)、信息作為身份識別的一種方式，被廣泛運用。但是，人臉識別的大量使用也對個人數(shù)據(jù)保護帶來了新的挑戰(zhàn)。人臉識別技術在應用中存在不少安全漏洞，具有“易破解”的很多薄弱環(huán)節(jié)，相關技術及數(shù)據(jù)被濫用的情形屢見不鮮。近年來“刷臉”支付由于快捷方便的特點在大眾間快速流行起來，然而面部不同于其他不易發(fā)現(xiàn)的個人信息，通常暴露在外部更易被獲得并非法使用，我國也沒有視面部為個人隱私的傳統(tǒng)，群眾也并不重視對照片肖像的保護。本案作為個人信息保護視域下人臉識別類信息保護的典型案例，對網絡時代下數(shù)據(jù)安全、個人信息和財產安全的保護具有重大啟示意義。
2、正義永遠不會缺席
案情簡介
1992年3月20日22時許，麻繼鋼在南京市漢中路140號原南京醫(yī)學院校園內強奸、殺害被害人林某，但該案一直未告破。2020年2月21日,南京市公安局法醫(yī)中心發(fā)現(xiàn)被盤查人員麻某俠的數(shù)據(jù)與犯罪現(xiàn)場DNA高度吻合，基本確定嫌疑人為麻某俠近親人員，經過兩天連夜的采集、篩選、鑒定，確定麻繼鋼的DNA與犯罪現(xiàn)場提取的死者陰道拭子DNA分型完全一致。2月23日7時，南京警方將麻繼鋼抓獲。2020年10月14日，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依法對該案進行一審公開宣判，判處麻繼鋼死刑；麻繼鋼提出上訴。2021年1月19日，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6月10日，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依法對故意殺人、強奸犯麻繼鋼執(zhí)行死刑。入選理由
“正義可能會遲到，但永遠不會缺席！”時隔28年，殺人兇手終償命。本案時間跨度長達28年，社會影響重大，案件辦理過程中，公安機關在當年案發(fā)后，現(xiàn)場勘驗工作非常認真細致，保留了關鍵的痕跡物證，并妥善保管至今，為案件的偵破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南京市公安局對該案一直高度重視，專案組成員雖幾經更換，有的已經退休甚至過世，但接棒者始終鍥而不舍、緊盯不放、不破不休。另外，從案發(fā)到破案歷28年，《刑法》幾經修訂，如何適用《刑法》也成為焦點最后經核準追訴程序，司法公正得以維護。
3、法律“織網”守護“頭頂安全”
案情簡介
2021年3月1日，高空拋物罪作為獨立罪名施行的首日，江蘇常州溧陽法院審理了全國首例高空拋物罪案件。2020年5月24日，徐某某（家住三樓）與王某某因言語不和發(fā)生爭執(zhí)，徐某某一時激憤，從廚房拿出一把菜刀，王某某見狀上前奪刀未果，徐某某將菜刀拋擲至樓下公共租賃房附近。樓下居民發(fā)覺后向樓上質問，徐某某聽到質問聲后，又去廚房拿第二把菜刀，王某某再次上前奪刀未果，徐某某又將第二把菜刀拋擲至樓下公共租賃房附近，樓下居民見狀報警。2021年3月1日，溧陽法院經審理后認為，被告人徐某某高空拋物行為雖未造成人身傷害或重大財產損失的嚴重后果，但其從建筑物拋擲物品行為已經構成高空拋物罪，依據(jù)《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條之二第一款之規(guī)定，判決被告人徐某某犯高空拋物罪，判處有期徒刑6個月，并處罰金2000元。
入選理由
隨著高空拋物事件的頻發(fā)，人員傷亡、財產損失的數(shù)量也在不斷增加，高空拋物也被稱為“懸在城市上空的痛”。本案系“高空拋物”入刑以來，以“高空拋物罪”定罪的全國第一案。在《刑法修正案（十一）》出臺之前，對于故意高空拋物者，往往上海專業(yè)的刑事案件律師根據(jù)具體情形按照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故意傷害罪或故意殺人罪論處。本案在《刑法修正案（十一）》生效之前發(fā)生，且未經審判。按照《刑法修正案（十一）》生效前的刑法條文，徐某某構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量刑幅度為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而按照《刑法修正案（十一）》的規(guī)定，徐某某構成高空拋物罪，法定刑為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并處或者單處罰金。我國刑法關于溯及力問題采取從舊兼從輕原則，即原則上適用舊法，但當新法對行為人有利時則適用新法。結合本案，新罪名高空拋物罪相較于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處刑較輕，更有利于被告人，因此采用高空拋物罪對其定罪。高空拋物危害極大，既應處以刑罰，又應處罰得當，使得罪責刑相適應，如此既能有效地預防和遏制高空拋物行為，又能形成科學的量刑體系，防止刑罰過于嚴苛。
4、網絡空間并非法外之地
案情簡介
2020年7月，谷女士到余杭某小區(qū)快遞點取快遞時，被附近便利店店主郎某偷拍了視頻。郎某隨后與朋友何某編造“女子出軌快遞小哥”等聊天內容，發(fā)至微信群。隨后謠言不斷被轉發(fā)，僅微博話題“被造謠出軌女子至今找不到工作”閱讀量就達4.7億、討論5.8萬人次。谷女士人格權受到嚴重損害，因此丟了工作、找新工作被拒，并患上抑郁癥，于是向警方報警。2020年8月13日，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區(qū)分局對二人分別作出行政拘留9日的處罰。10月26日，谷女士向杭州市余杭區(qū)法院提起刑事自訴，余杭區(qū)法院于12月14日決定立案，并依法要求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區(qū)分局提供協(xié)助。檢察機關認為，相關視頻材料進一步在網絡上傳播、發(fā)酵，不僅損害被害人人格權，而且經網絡空間得以迅速傳播，嚴重擾亂網絡空間公共秩序，嚴重危害社會秩序，依據(jù)《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條第二款之規(guī)定，應當按公訴程序予以追訴。2020年12月25日，根據(jù)杭州市余杭區(qū)檢察院建議，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區(qū)分局對郎某、何某涉嫌誹謗案立案偵查。2021年4月30日，杭州市余杭區(qū)法院當庭宣判，分別以誹謗罪判處被告人郎某某、何某某有期徒刑一年，緩刑二年。
入選理由
本案是近年來關于網絡空間治理的典型案件，其中既涉社會公眾在網絡空間切身利益，又關涉刑事訴訟法學中自訴轉公訴的理論研究。首先，本案將有嚴重社會危害性的網絡誹謗、侮辱行為納入公訴案件范圍，拓寬了網絡暴力維權的路徑，不僅是對網絡施暴者強有力的威懾，也體現(xiàn)了對人格權保護的升級；其次，本案也是司法機關對“自訴轉公訴”問題交上的一份“司法實踐答卷”。由于當下我國公訴案件與自訴案件的劃分標準并不清晰，以致本案出現(xiàn)了“一案兩訴”情形，對此爭議的處理，如果堅持國家追訴主義，則會得出公訴優(yōu)先的結論；如果堅持被害人追訴權固有論，就會認為應當自訴優(yōu)先。從我國檢察機關所處的法律監(jiān)督者地位以及“民眾對犯罪的恐懼更甚于對國家權力擴張的擔憂”這一國情看，我國宜采公訴優(yōu)先論。同時根據(jù)《刑事訴訟法解釋》第三百二十條第(八)項規(guī)定，對于被害人有證據(jù)證明的輕微刑事案件，公安機關正在立案偵查或者人民檢察院正在審查起訴的，人民法院應當說服自訴人撤回起訴；自訴人不撤回起訴的，裁定不予受理。故此，本案“公訴轉自訴”于情于法理皆有正當性依據(jù)予以支持。
5、英烈不容詆毀
案情簡介
2021年2月19日，仇子明在衛(wèi)國戍邊官兵誓死捍衛(wèi)國土的英雄事跡報道后，為博取眼球、獲得更多關注，在其住處使用其新浪微博賬戶“辣筆小球”（粉絲數(shù)250余萬）先后于10時29分、10時46分發(fā)布2條微博，歪曲衛(wèi)國戍邊官兵的英雄事跡，詆毀、貶損衛(wèi)國戍邊官兵的英雄精神，侵害英雄烈士名譽、榮譽。2月25日，公安機關以涉嫌尋釁滋事罪提請檢察機關批準逮捕。3月1日，南京市建鄴區(qū)檢察院以涉嫌侵害英雄烈士名譽、榮譽罪對仇某明依法批準逮捕。5月31日下午，南京市建鄴區(qū)人民法院依法開庭審理被告人“辣筆小球”仇子明侵害英雄烈士名譽、榮譽一案，并當庭宣判，判處被告人仇子明有期徒刑八個月；并責令其通過國內主要門戶網站及全國性媒體公開賠禮道歉，消除影響。
入選理由
英雄烈士們?yōu)榱俗鎳姆睒s和進步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和犧牲，他們的名譽、榮譽不容褻瀆！本案系《刑法修正案（十一）》實施后，全國首例以侵害英雄烈士名譽、榮譽罪定罪處罰的案件，并被寫入十三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最高檢報告之中。英雄烈士的事跡和精神是中國精神的重要體現(xiàn)，身處繁榮昌盛時代的我們更應該銘記和弘揚英雄烈士精神，詆毀、貶損英雄烈士名譽、榮譽的行為侵害了社會公眾的歷史記憶、共同情感和民族精神以及由此組成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社會影響極其惡劣，必須受到法律的制裁。網絡空間并非法外之地，超越法律邊界的網絡不當言論必須承擔法律責任。侵害英雄烈士名譽、榮譽罪是《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罪名之一，人民法院以本罪對“辣筆小球”仇子明進行定罪處罰，鮮明地向社會傳遞了“英烈不容詆毀、法律不容挑釁”的強烈信號，不僅是對法律的及時貫徹，同時也是很好的普法宣傳，對社會法治意識具有重要引領作用。
6、法不外乎人情
案情簡介
河南鄭州李女士，其幼子罹患一種罕見的癲癇疾病，為了給孩子看病，母親李女士開始求購一種名為氯巴占的藥品，2021年9月3日被鄭州市中牟縣警方以涉嫌走私、運輸、販賣毒品罪采取取保候審的強制措施。11月12日，中牟縣人民檢察院認為其構成走私、運輸、販賣毒品罪，但因系“初犯”“從犯”“為子女治病誘發(fā)犯罪”“未獲利”等因素，綜合考量其犯罪情節(jié)輕微，決定不予起訴。當前最新情況為，李女士認為自己不是“販毒”，并決定對檢察院的不起訴決定進行申訴。據(jù)悉“氯巴占”在很多國家用于治療癲癇，但在我國是第二類精神藥品，屬于特殊管理藥品，目前我國沒有批準上市也沒有相應進口許可機構。
入選理由
“法律是入罪的基礎，倫理是出罪的依據(jù)。”若僅就本案事實分析，案件并不存在特別復雜和爭議的法律難點，但是本案背后卻隱含著一個重大的法律與倫理問題，即代購“救命藥”的法與情。電影《我不是藥神》的原型案件“陸勇案”中，陸勇因代購印度抗癌藥品“格列衛(wèi)”被檢察機關提起公訴后，檢察機關又撤回起訴，最終陸勇被無罪釋放。2019年我國通過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品管理法》中，將未獲國家有關部門批準的進口藥擬制為假藥的規(guī)定刪除，即“非法進口藥”不再被認定為假藥，不構成“生產、銷售假藥罪”。此舉體現(xiàn)了我國法律的溫情和對于人倫道德的尊重。另，國家和法律對于病患醫(yī)療、氯巴占的制造、銷售，相關部門能否給予進口證明，并且嚴格監(jiān)管流向，找到一個合理合法的用藥解決途徑。正如這位母親所言，希望不要把癲癇患者真真正正需要的藥品就這么簡單定性為毒品，懇切希望以后這一群體能享有合法用藥的途徑。
7、親情之暖，人性之殤
案情簡介
電影《親愛的》熱映之后，骨肉親情得以繼續(xù)。2021年12月6日，電影《親愛的》原型孫海洋找到兒時被拐的孫卓，并在深圳相認。事情追溯到2007年，犯罪嫌疑人吳某龍在深圳打工，因其二哥家里只有兩個女兒，一直想要個男孩，他便萌生了拐賣男孩的念頭。2007年10月9日19時許，吳某龍在白石洲將孫海洋的4歲兒子孫卓拐走。除在10月份拐走孫卓后，吳某龍還因自己大哥家的侄子也想要男孩，在同年12月又拐走了另一個孩子符建濤。據(jù)光明網2021年12月7日報道，對于該案件的偵辦，深圳警方透露，拐賣孫卓、符建濤案的主要犯罪嫌疑人吳某龍已被檢察院批捕，幫助其藏匿孩子的同犯也正在申請批捕中，除正在生病的孫卓養(yǎng)父，孫卓的養(yǎng)母及另一名被拐孩子符某濤的養(yǎng)父母，也被采取強制措施取保候審。同時，相關機關對本案中涉及的孫卓、符建濤違規(guī)落戶的行為人等也正在調查。
入選理由
“親情之暖，人性之殤。”拐賣兒童現(xiàn)象古已有之,并且已經成為一項全球性問題。雖然隨著社會的發(fā)展與文明的進步,打擊拐賣兒童犯罪的刑事法律也在不斷完善，但就我國現(xiàn)狀而言,拐賣與收買兒童行為在全國范圍內仍然存在。本案中孫卓與符建濤皆系同一人拐走，犯罪嫌疑人吳某龍被追究后續(xù)刑事責任是必然之事，但是兩個孩子的“養(yǎng)父母”可能面臨怎么樣的處罰？孫卓和符建濤對“養(yǎng)父母”的感情是否會影響到量刑？司法機關在處理這樣的案件中應該如何兼顧情理法理，從而避免對孩子造成二次傷害？同時上海專業(yè)的刑事案件律師不容忽視的問題是，被拐兒童順利落戶，并“漂白”擁有合法身份，加大了親生父母尋親之路的障礙；再者，打拐應當是系統(tǒng)發(fā)力，從事前預防、事后打擊和后續(xù)被拐兒童的社會回歸全方面進行干預，這都是在此類案件背后需要值得思考的問題。
8、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案情簡介
這是我國適用刑事缺席審判程序審理的第一起被告人貪污案。2000年12月7日至2000年12月15日，被告人程三昌利用擔任豫港（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的職務便利，非法占有公款港元、新西蘭元、美元等折合人民幣共計308.88萬余元，并于2001年2月7日逃往國外。2002年2月8日，國際刑警組織對其發(fā)布紅色通報。2021年12月9日河南省鄭州市中院公開審理了程三昌貪污一案，鄭州市人民檢察院提請適用缺席審判程序，以貪污罪追究其刑事責任。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依法將傳票和起訴書副本送達被告人程三昌后，程三昌未按要求到案。程三昌的近親屬代為委托的辯護人到庭參加訴訟。庭審中，控辯雙方分別出示了相關證據(jù)，并進行了質證，在法庭主持下充分發(fā)表了意見，程三昌的近親屬委托的辯護人代其宣讀了最后意見，充分保障了其應有的訴訟權利。本案將擇期宣判。
入選理由
“天網恢恢，疏而不漏。”缺席審判，與對席審判相對應，是法院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潛逃境外或因其他原因出境后，在境外滯留不歸等情況時適用的審判程序。該程序的建立，是適應新時代反腐敗國際追逃追贓的重要立法。本案的審理，向已經外逃和可能外逃的貪腐分子發(fā)出強烈信號——無論逃到天涯海角，也逃脫不了法律的制裁。同時本案審理中，更加注重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是黨的十九大以來追逃追贓工作的一個顯著特點。程三昌缺席審判案是一個縮影。它反映的是我國運用法律手段追逃追贓的效能不斷提升，紀檢監(jiān)察機關開展追逃追贓的規(guī)范化法治化正規(guī)化水平不斷提高。“天網”越收越緊，程三昌們的外逃之路也將被斬斷。
9、多行不義必自斃
案情簡介
2020年2月26日張波與陳美霖協(xié)議離婚，約定女兒由陳美霖撫養(yǎng)，兒子6歲前由張波撫養(yǎng)。張波及其女友葉誠塵蓄意殺害兩名子女。2020年11月1日，女兒留宿在張波重慶市南岸區(qū)錦江華府小區(qū)的家中。2020年11月2日下午15時30分左右，張波趁家人外出，將次臥正在玩耍的女兒和兒子雙腿抱住，將二人從次臥室飄窗窗戶處扔到樓下，致女兒當場死亡，兒子經送醫(yī)搶救無效死亡。2020年11月11日，張波和其女友葉誠塵因涉嫌故意殺人被刑事拘留，12月14日被批準逮捕。2021年7月26日，重慶市第五中級人民法院依法開庭審理張波、葉誠塵故意殺人案，并于12月28日，依法以故意殺人罪判處張波、葉誠塵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入選理由
家庭本應該充滿父母的溫情，而不是成為危機四伏的“黑暗角落”；父母本該是孩子成長的溫柔港灣、堅強后盾，而不是因為自己的自私、無知、殘暴造成一個個人間悲劇。張波、葉誠塵二人經過數(shù)月謀劃、多次嘗試，最終在面對葉誠塵的割腕威脅的情況下，張波選擇從15樓的窗戶處推下自己的兩個孩子，足以體現(xiàn)其人性的泯滅。案發(fā)后，張波不僅沒有及時承認錯誤，反而試圖以“假哭”蒙騙公安、親屬及社會大眾，妄圖逃脫法律制裁。在張波眼中，孩子是累贅、是負擔！用殺害親生孩子來證明自己對新感情的忠誠，張波作案動機惡劣卑鄙，這是對道德的毫不顧忌，對法治的置若罔聞。二人的行為突破了法律底線、道德底線、人倫底線，主觀惡性極深，作案手段特別殘忍，犯罪情節(jié)、后果和罪行極其嚴重，社會影響極其惡劣，依法應當嚴懲，公平正義不應缺席。
10、糾防冤假錯案筑牢司法公信
案情簡介
2004年11月15日，河南省民權縣一村民家發(fā)生兩個孩子食物中毒案件，其中一人死亡。2004年11月20日，吳春紅因涉嫌故意殺人被刑事拘留，后被逮捕。2005年至2008年，商丘市中級人民法院三次判決吳春紅犯故意殺人罪，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zhí)行；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三次裁定撤銷原判，發(fā)回重審。2008年10月15日，商丘市中級人民法院判決吳春紅犯故意殺人罪，判處無期徒刑；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2018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指令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再審。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于2020年2月24日作出再審判決，撤銷一、二審判決，宣告吳春紅無罪。2020年4月1日，吳春紅在被羈押5612天后獲得釋放。2020年6月，吳春紅向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申請國家賠償，請求賠償侵犯人身自由賠償金、精神損害撫慰金、誤工費、醫(yī)療費、傷殘賠償金等1700余萬元。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于2020年8月5日作出( 2020)豫法賠1號國家賠償決定：一、賠償吳春紅侵犯人身自由賠償金1945961元；二、賠償吳春紅精神損害撫慰金68萬元；三、向吳春紅賠禮道歉；四、駁回吳春紅的其他賠償請求。最高人民法院于2021年4月23日作出（2020）最高法委賠25號國家賠償決定：一、維持原決定第一、三項；二、撤銷原決定第二、四項；三、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支付賠償請求人吳春紅精神損害撫慰金120萬元；四、駁回賠償請求人吳春紅的其他賠償請求。
入選理由
本案是最高人民法院適用精神損害司法解釋審理并作出國家賠償決定的第一起案件，對于人民法院如何認定精神損害程度及如何確定精神損害撫慰金數(shù)額具有重要指導意義。刑事冤錯案件的國家賠償一直是社會關注的焦點，而精神損害賠償是其中的重點和難點問題。本案的審理過程中，正值《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國家賠償案件確定精神損害賠償責任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制定，最高人民法院賠償委員會綜合考量了原刑事案件所判罪名、刑罰、羈押時間，受害人人身自由、生命健康受到侵害的情況，精神受損情況，受害人日常生活、家庭關系、社會評價受到的影響等諸多因素，決定大幅提高精神損害撫慰金的比例和數(shù)額，對司法解釋的出臺起到了一定推動作用。上海專業(yè)的刑事案件律師在審理過程中，最高人民法院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對賠償請求人受到的損害給予了高度關注，整個審判過程公開透明，積極回應我國進入新發(fā)展階段后人民群眾對國家賠償審判的新要求。合議庭還協(xié)調有關部門開展刑事案件的善后工作，并協(xié)調賠償義務機關對賠償請求人給予一定的司法救助。案件審結后，吳春紅及家人對最高人民法院的處理表示很滿意，多家媒體也給予了正面報道，實現(xiàn)了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有機統(tǒng)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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