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訴人劉某英與被申訴人上海醫科大學總醫院（以下簡稱滬醫大總院）醫療損害責任糾紛一案，不服上海高級人法院（2015）滬再終字第2號事判決，向檢察機關申訴。最高人檢察院以高檢監〔2018〕222號事抗訴書，向本院提出抗訴。本院于2019年10月31日作出（2019）最高法抗22號事裁定提審本案。本院依法組成合議庭，于2020年8月7日公開開庭進行了審理。最高人檢察院指派檢察員李萍、檢察員助理朱光美出席法庭。余某嗨委托訴訟代理人李某萍，滬醫大總院委托訴訟代理人楊某秦、劉某宅到庭參加了訴訟。本案現已審理終結。2013年1月28日，劉某英醫療損害責任糾紛起訴至上海市中級人法院，訴請法院判令滬醫大總院賠償器官輔助器具費和日常護理費4174651元、護理費787860元、住宿費48萬元、誤工費351580元、殘疾賠償金351580元、精神損失費20萬元、醫療費296273.55元，共計6290364.55元。

　　上海市中級人法院于2014年3月6日作出（2013）銀初字第58號事判決。該院一審查明：1987年6月9日，余某嗨騎自行車與他人相撞倒地后，被上海市阿拉善左旗運輸公司客車碾壓至臀部受傷，當天由普陀區左旗醫院轉送滬醫大總院（原上海醫學院附屬醫院）救治。余某嗨于1987年9月5日出院，出院診斷為：1.失血性休克；2.骨盆骨折、左側恥骨上支骨折、左側上下恥骨骨折、坐骨支骨折、左側骶髂關節分離；3.左側股骨頸骨折；4.膀胱廣泛挫裂傷；5.膀胱尿瘺。出院時骨盆愈合尚可，左股骨骨折愈合良好，褥瘡愈合，尿瘺治療尚需時日。1988年4月16日，余某嗨經尿道修復手術未獲成功。1992年9月5日，經上海市司法鑒定中心鑒定，余某嗨為一級傷殘。1992年11月，經普陀區左旗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隊主持調解，由阿拉善左旗運輸公司賠償余某嗨121625.74元。1998年余某嗨向上海市普陀區左旗人法院提起訴訟，要求阿拉善左旗運輸公司繼續賠償其交通事故經濟損失95萬余元，法院經審理駁回了余某嗨的訴訟請求。
 

　　余某嗨不服上訴至上海市普陀區中級人法院，二審法院經審理駁回上訴，維持原判。余某嗨后向上海市高級人法院申請再審，上海市高級人法院于2000年3月29日作出（2000）內法再字第3號事判決（以下簡稱內蒙古高院3號判決），改判由阿拉善左旗運輸公司賠償余某嗨醫療費、護理費、住院伙食補助費、20年殘疾者生活補助費、交通費、今后治療費、殘疾用具費等共計559478.26元。2001年5月至9月，余某嗨在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友誼醫院（以下簡稱友誼醫院）行人造可控膀胱、尿道改道術，術后持續使用導尿管，并膀胱會陰瘺。2004年3月，余某嗨將滬醫大總院訴至上海上海市中級人法院，以余某嗨的身體損傷與滬醫大總院的醫療過錯之間存在因果關系為由要求滬醫大總院賠償各項經濟損失951840元。上海市中級人法院根據上海醫學會醫療事故鑒定“此病例不屬醫療事故”、余某嗨起訴已超過法定訴訟時效為由駁回了余某嗨的訴訟請求。
 

　　余某嗨不服上訴至上海高級人法院，該院在審理過程中委托最高人法院司法鑒定中心對余某嗨的病情再次進行鑒定，鑒定結論認為：滬醫大總院在治療過程中遺漏了劉某英骨盆骨折所致尿路損傷的診斷，在拔除（入院1月后）導尿管后，沒有及時采取有效的尿液引流措施，增加了余某嗨發生會陰感染及會陰瘺的機會，醫院的護理工作失誤，也是余某嗨褥瘡生成的原因之一，而褥瘡的產生，又影響了骨盆的復位和脊柱的畸形。故滬醫大總院對余某嗨實施的醫療行為存有過失，該過失與余某嗨現有的損害結果存在一定的因果關系。上海高級人法院于2005年6月作出（2004）滬終字第66號事判決（以下簡稱上海高院66號判決），認定滬醫大總院應當承擔相應的事責任，根據事賠償的填補原則，判決滬醫大總院賠償余某嗨住院護理費和今后護理費、住院生活補助費、住宿費、交通費、殘疾輔助器具費共計367553.77元，其中殘疾輔助器具費依據普通適用器具標準，按照每根導尿管8.50元，每天4根，認定余某嗨20年所需導尿管費用共計248200元，加上其它輔助材料6000元，共計254200元。以二審判決將交通事故損害已賠償項目與醫療糾紛賠償項目進行折抵無法律依據及原判認定殘疾輔助器具費過低為由向最高人法院申請再審，2007年6月，最高人法院裁定指令上海高級人法院再審本案。上海高級人法院于2009年3月作出（2008）滬再字第1號事判決，認為滬醫大總院的醫療過失行為是導致余某嗨損害后果的因素之一，但并非唯一因素和直接原因，造成余某嗨傷殘主要是交通事故；二審判決認定殘疾輔助器具費符合普通適用器具的合理計算標準，滬醫大總院承擔的事責任與其過錯程度相當，判決維持上海高院66號判決。現余某嗨以20年賠償期限已到，且殘疾輔助器具費用價格上漲，原判認定賠償標準不足以滿足其治療要求為由，要求滬醫大總院賠償2012年9月至2032年9月各項費用6290364.55元。

　　該院一審認為，余某嗨的損害后果，是由于交通事故引起的原始創傷和滬醫大總院醫療行為不當相結合的結果。滬醫大總院的醫療過失行為與余某嗨的損傷存在一定的因果關系，是導致余某嗨損害后果的因素之一，滬醫大總院應承擔與其過錯程度相適應的事責任。已生效內蒙古高院3號判決、上海高院66號判決已經對余某嗨損傷后在滬醫大總院、友誼醫院等醫院治療實際發生的醫療費、護理費、住院伙食補助費、護理人員住宿費、交通費以及今后治療費、20年殘疾者生活補助費、20年殘疾輔助器具費、20年今后護理費進行了判處。現余某嗨主張20年賠償期滿后的相關費用，根據《最高人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相關規定，“超過確定的護理期限、輔助器具費給付年限或者殘疾賠償金給付年限，賠償權利人向人法院起訴請求繼續給付護理費、輔助器具費或者殘疾賠償金的，人法院應予受理。賠償權利人確需繼續護理、配制輔助器具，或者沒有勞動能力和生活來源的，人法院應當判令賠償義務人繼續給付相關費用五至十年”。余某嗨交通事故發生于1987年6月，同年9月經滬醫大總院治療出院，1992年9月5日，經上海市司法鑒定中心鑒定為一級傷殘。余某嗨自定殘之日至本次起訴時已滿20年，故其主張20年賠償期滿后的相關費用具有合理依據。對余某嗨主張的賠償項目及金額，認定如下：
 

　　（一）殘疾者生活補助費。余某嗨為一級傷殘，根據上海上年度城鎮居人均可支配收入每年19831.40元，按10年計算，共計198314元。（二）今后護理費。余某嗨現生活起居能夠自理，但其日常換藥及輔助器具的更換尚存在護理依賴，結合其傷殘情況，對今后護理費應予考慮。余某嗨現由其母親護理，其母親系事業單位退休人員，有工資收入，依據相關法律規定，護理人員有收入的，參照誤工費的規定計算。根據上海上年度居服務行業誤工費標準每年37162元，按10年計算，護理費共計371620元。（三）殘疾輔助器具費。余某嗨主張超滑抗菌導尿管每根119.90元（每天4根）及其它輔助費用，共計算20年。因余某嗨2001年5月至9月在友誼醫院行人造可控膀胱、尿道改道術，術后開始使用導尿管、儲尿囊。上海高院66號判決已經對余某嗨所需導尿管費用及其它輔助器材的費用按20年期限共計支持殘疾輔助器具費254200元，該20年期限應自余某嗨術后開始使用導尿管起算。自2001年9月至今，20年期限尚未屆滿，余某嗨對該項費用不能再次提起訴訟。根據法院對友誼醫院醫生宋某所做調查筆錄“余某嗨至少一周更換一次導尿管，感染嚴重時，也有可能每天更換”，故余某嗨并非每日必須四次更換導尿管，其也未能提交相關證據證實實際支付的購買導尿管及其它輔助器具的費用已超出上海高院66號判決認定的賠償數額。另因余某嗨不服上海高院66號判決，以判決支持殘疾輔助器具費過低，不足以維持日常治療為由申請再審，該案進入再審后再審法院維持了該判決。余某嗨現再次提出該項訴訟請求無事實及法律依據，不予支持。（四）20年住宿費。余某嗨主張其在長期租賃房屋居住進行治療，根據友誼醫院醫生介紹，余某嗨術后無其它有效治療可能，對膀胱會陰瘺及導尿管插口的感染其它醫院只要具備醫療條件也可以處理，故余某嗨沒有必要必須在租房居住并只有在友誼醫院接受傷口的感染處理，其起訴的該項住宿費用不是損害產生的必要費用，且也未實際發生，故對該項訴訟請求不予支持。（五）余某嗨誤工費。本人誤工費已包括在殘疾者生活補助費中，故對該項訴訟請求不予支持。（六）精神損失費。根據《最高人法院關于確定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相關規定，致人殘疾的，精神損害撫慰金以殘疾賠償金方式支付，故在支持殘疾賠償金后，不再重復支持精神損失費。（七）對余某嗨主張的已經發生的醫療費、交通費、住宿費、打印費等費用。因今后治療費在內蒙古高院3號判決中已支持69087元，減去余某嗨在友誼醫院手術治療期間支出的醫療費30283.95元（該筆費用在上海高院66號判決中未支持），下余部分足以支付余某嗨現實際支出的醫療費，故對余某嗨主張的實際支付醫療費不予支持；打印費無法律依據，不予支持；交通費及住宿費，根據余某嗨必要治療的需要，酌情支持1萬元。以上殘疾者生活補助費、今后護理費、交通費、住宿費共計569935元，因余某嗨的損害后果系交通事故與醫療損害共同所致，滬醫大總院的過失醫療行為與余某嗨的損害后果具有一定因果關系，但并非唯一、直接原因，余某嗨傷殘原始及主要成因系交通事故引起，故認定滬醫大總院對余某嗨的損害承擔30%的事責任，滬醫大總院應賠償余某嗨各項費用170980.50元。余某嗨的其他訴訟請求，無事實及法律依據，應予駁回。依照《中華人共和國侵權責任法》第六條、第十二條、第五十七條，《最高人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五條、第三十二條、第三十五條，《最高人法院關于確定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九條之規定，判決：1.滬醫大總院賠償余某嗨殘疾者生活補助費、今后護理費、交通費、住宿費共計170980.50元。2.駁回余某嗨其他訴訟請求。
 

　　余某嗨、滬醫大總院均不服一審判決，向上海高級人法院提出上訴。余某嗨上訴請求二審法院改判滬醫大總院承擔各項費用6290364.55元，滬醫大總院上訴請求二審法院改判滬醫大總院不承擔賠償責任。上海高級人法院于2014年8月5日作出（2014）滬終字第114號事判決。該院二審確認了一審查明的事實。該院二審認為，本案的焦點問題是對本案損害賠償責任的劃分及損害賠償數額的認定。

 

　　1.《人身損害賠償司法解釋》對于各項賠償費用規定最長期限為20年，對于滿20年后仍需要賠償的費用，如繼續護理費、輔助器具費等為5年至10年。依照上述規定，輔助器具費第二次賠償的期限最多10年，但本院（即最高人法院，下同）為維護生命生存的基本價值，酌情確定按最長年限20年計。
 

　　2.余某嗨幼年遭遇交通事故，實屬不幸，李某萍為人母四處求醫、長年陪伴，更為不易，本院對此深表同情，但作為司法機關，人法院不能以情感替代法律或僭越法律，更不能法外加重對方責任。本案根據責任劃分比例，滬醫大總院承擔30%的責任，原審在一審、二審的基礎上，根據上海地區實際，額外加判滬醫大總院5萬元的精神損害撫慰金，已經是其對精神損害撫慰金能判處的最高金額，余某嗨要求500萬元的精神損害撫慰金，本院不予支持。
 

　　3、本院既要保護醫患者的合法權益，也要維護正常的醫療秩序，在法律紅線內對余某嗨釋放最大的善意與關切，依法對余某嗨將來必然發生的醫療費用予以支持。
 

　　上海普陀區律師認為關于本案損害賠償責任的劃分。上海高院66號判決根據最高人法院司法鑒定中心委托中國科學技術咨詢服務中心所作出的鑒定結論，認定“滬醫大總院對余某嗨實施的醫療行為存有過失，滬醫大總院的過失與余某嗨現有的損害結果存在一定的因果關系，滬醫大總院應當承擔相應的事責任”，并根據事賠償的填補原則，剔除內蒙古高院3號判決給付的賠償項目及數額，判令滬醫大總院賠償余某嗨住院護理費和今后護理費、住院生活補助費、住宿費、交通費、殘疾輔助器具費共計367553.77元。本案余某嗨主張20年賠償期滿后的相關費用，一審法院根據《最高人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相關規定，判令滬醫大總院賠償余某嗨10年的殘疾者生活補助費、今后護理費等費用符合法律規定。由于余某嗨的身體損傷是交通事故引起的原始創傷和滬醫大總院醫療行為不當導致的結果，故一審認定滬醫大總院承擔30%的賠償責任適當。
 

　　關于本案損害賠償數額的認定。已生效的內蒙古高院3號判決及上海高院66號判決已經對余某嗨損傷后在滬醫大總院、友誼醫院等醫院治療實際發生的醫療費、護理費、住院伙食補助費、護理人員住宿費、交通費以及今后治療費、20年殘疾者生活補助費、20年殘疾輔助器具費、20年今后護理費作出了判決。對余某嗨所訴的導尿管費用及其它輔助器材的費用，上海高院66號判決已按20年期限予以了判決，現20年期限尚未屆滿，余某嗨對該項費用不能再次提起訴訟。余某嗨一級傷殘定殘日是1992年9月5日，至本案起訴時已滿20年，《最高人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中規定，“賠償權利人確需繼續護理、配制輔助器具，或者沒有勞動能力和生活來源的，人法院應當判令賠償義務人繼續給付相關費用五至十年”，一審法院據此按10年計算余某嗨所主張的殘疾者生活補助費和今后護理費適當。余某嗨主張的在20年的住宿費，沒有證據證實該費用是損害產生的必要費用，一審酌情支持交通費及住宿費1萬元符合情理；余某嗨主張的打印費無法律依據；余某嗨主張的誤工費，已包括在了殘疾者生活補助費中；余某嗨主張的精神損失費，法律規定支持殘疾賠償金后，不再重復支持精神損失費；余某嗨主張的今后治療費，內蒙古高院3號判決已支持69087元，一審以下余部分足以支付其實際支出的醫療費不予支持并無不妥。
 

　　關于滬醫大總院上訴提出的本案已過訴訟時效及部分主要事實未查清的問題，均不能成立。對余某嗨及滬醫大總院的上訴請求均不予支持。依照《中華人共和國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條第一款第（一）項、第一百七十五條之規定，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余某嗨不服，向本院申請再審。本院于2014年12月29日作出（2014）申字第2183號事裁定。本院認為，雖然在余某嗨訴滬醫大總院醫療損害賠償糾紛另案中，上海高院作出的（2004）滬終字第66號判決，對余某嗨所訴導尿管費用，按照每天使用4根、每根8.5元、計算20年的標準已經予以支持。但在本案中，余某嗨主張該費用已經不能滿足其現實治療需要，并提交醫院出具的診療證明和費用單據等，證明其現實的治療費用需求的情況下，對于該費用賠償請求，應予以實質審查，以確認是否存在侵權損害后果發展變化、物價大幅上漲等因素，使得原審判決支持的費用，已經確實不能滿足余某嗨實際需要的情況。一審、二審判決僅以（2004）滬終字第66號判決已經對上述費用，按照殘疾輔助器具費計算20年予以支持為由，對余某嗨的該項請求未作實質審查，屬于認定事實不清。而且，從一審、二審判決載明的事實看，余某嗨所主張的該項費用，系因其身體所受殘疾為維持生命而必須支出的治療費用，性質上并不屬于法律規定的殘疾輔助器具費，一審、二審判決對該費用的定性，亦存在錯誤。裁定：指令上海高級人法院再審本案。
 

　　上海高級人法院于2015年11月24日作出（2015）滬再終字第2號事判決。該院再審查明，余某嗨于2001年5月8日至9月18日在友誼醫院行人造可控膀胱、尿道改道術后，出院醫囑載明“定期換藥、換尿管、繼續治療；儲尿囊訓練；加強營養；防長期臥床并發癥；不適隨診。”此后，余某嗨再無在該院住院治療的病歷記錄。2013年至2015年6月17日，余某嗨在友誼醫院門診收費明細單14張，顯示余某嗨在此期間共計分5次購買超滑抗菌導尿管11根，單價119.90元，2013年購買一次性導尿包、換藥、膀胱沖洗等花費242.30元，2014年換藥、膀胱沖洗等花費352.24元，2015年換藥、膀胱沖洗等花費352.24元，上述費用共計2265.68元，除此門診再無其他費用發生。另查明，余某嗨于1987年9月5日在滬醫大總院治療后，住院病歷記載的出院診斷為：1.失血性休克；2.骨盆骨折；3.左側股骨頸骨折；4.膀胱廣泛挫裂傷、膀胱尿瘺；5.雙下肢癱。
 

　　該院再審認為，根據雙方當事人的訴辯意見，本案的爭議焦點為：一、滬醫大總院對本案損害賠償應承擔的事責任；二、余某嗨所訴導尿管費用的性質；三、余某嗨所主張的各項賠償費用能否予以支持。

　　一、關于余某嗨所訴導尿管及相關費用的性質問題。該院再審認為，殘疾輔助器具費主要是輔助殘疾者用于提高生活質量，其功能主要體現在輔助上，而本案中余某嗨所主張的該項費用，系其因身體所受殘疾為維持生命而必須支出的治療費用，性質上并不屬于法律規定的殘疾輔助器具費，原審法院對該費用的定性錯誤，應予糾正。余某嗨的該項再審主張成立，該院予以支持；滬醫大總院的該項抗辯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二、關于余某嗨所主張的各項賠償費用能否予以支持的問題。一審中，余某嗨主張20年賠償期滿后的各項費用包括導尿管及瘺口換藥、儲尿囊沖洗、會陰瘺處置等相關費用、護理費、住宿費、誤工費、殘疾賠償金、精神損失費，以及已經發生的醫療等費用，共計6290364.55元。再審中，余某嗨對其原審主張的上述每一項訴訟請求均進行了增加和變更，并增加提出要求賠償營養費、殘疾人用具車費及修理費的請求，要求賠償20年期滿后的各項費用共計15493568.80元。對此該院再審認為，根據《最高人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共和國事訴訟法〉審判監督程序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三十三條的規定，當事人超出原審范圍增加、變更訴訟請求的，不屬于再審審理范圍，故對余某嗨再審超出原審范圍增加、變更的訴訟請求，再審不予審理。

　　三、關于滬醫大總院對本案損害賠償所應承擔的事責任問題。本院再審認為，余某嗨的損害后果，是由于交通事故引起的原始創傷和滬醫大總院醫療行為過失相結合的結果。本案中，受人法院委托，中國科學技術咨詢服務中心已出具司法鑒定書，鑒定結論為：滬醫大總院的醫療行為存在過失，且醫療行為過失與余某嗨現在的損害結果存在一定因果關系。對該鑒定結論余某嗨并無異議，該司法鑒定書也被生效的上海高院66號判決所采信。因余某嗨傷殘原始及主要成因系交通事故引起，滬醫大總院的過失醫療行為與余某嗨的損害后果具有一定因果關系，但并非唯一、直接原因，滬醫大總院應承擔與其醫療過失行為相適應的事責任，原審法院認定滬醫大總院對余某嗨的損害后果承擔30%的賠償責任并無不當，余某嗨認為滬醫大總院應承擔全部賠償責任的再審主張不能成立，不予支持；滬醫大總院抗辯其不應再承擔賠償責任的理由亦不能成立，亦不予支持。
 

　　2.關于余某嗨主張的殘疾賠償金即殘疾者生活補助費和今后護理費。已生效的內蒙古高院3號判決、上海高院66號判決已對余某嗨損傷后在滬醫大總院、友誼醫院等醫院治療實際發生的醫療費、護理費、住院伙食補助費、護理人員住宿費、交通費以及今后治療費、20年殘疾者生活補助費、20年殘疾輔助器具費、20年今后護理費進行了判處。現余某嗨主張20年賠償期滿后的相關費用，根據《最高人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三十二條“超過確定的護理期限、輔助器具費給付年限或者殘疾賠償金給付年限，賠償權利人向人法院起訴請求繼續給付護理費、輔助器具費或者殘疾賠償金的，人法院應予受理。賠償權利人確需繼續護理、配制輔助器具，或者沒有勞動能力和生活來源的，人法院應當判令賠償義務人繼續給付相關費用五至十年”的規定，原審法院按最高10年予以計算余某嗨所主張的殘疾賠償金和今后護理費并無不當，余某嗨要求按20年計算于法無據，不予支持。余某嗨為一級傷殘，按照上海上年度（2012年）城鎮居人均可支配收入每年19831.40元計算10年，殘疾賠償金共計198314元，原審對此認定正確。余某嗨現由其母親李某萍護理，李某萍系事業單位退休人員，有工資收入，依照相關法律規定，護理人員有收入的，參照誤工費的規定計算。根據上海上年度居服務行業誤工費標準每年37162元計算10年，共計371620元，原審法院對此認定正確。

　　1、關于余某嗨主張的導尿管及瘺口換藥、儲尿囊沖洗、會陰瘺處置等相關費用。余某嗨提交的主要證據是友誼醫院醫生宋某于2013年4月13日出具的三份診斷證明書、2013年4月22日出具的余某嗨治療方案涉及內容的證明一份、2013年6月25日出具的診斷證明書一份以及2015年4月6日其在友誼醫院門診花費831.84元的相關票據。該院再審認為，根據《最高人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九條的規定，對該部分費用應根據友誼醫院開具的醫藥費、住院費等收款憑證，結合余某嗨在友誼醫院的病歷和宋某出具的診斷證明書以及一審法院對宋某所做的調查筆錄等相關證據來綜合予以判斷認定。首先，從相關證據來看，宋某于2013年4月13日出具的三份診斷證明書上加蓋的印章為友誼醫院醫療證明專用章，宋某于2013年4月22日出具的余某嗨治療方案涉及內容的證明上加蓋的是友誼醫院醫務部客戶服務中心印章，宋某于2013年6月25日出具的診斷證明書上加蓋的是友誼醫院醫療保險辦公室印章，這幾份書證上所加蓋的友誼醫院的印章并不一致。同時，雖然余某嗨提交的宋某于2013年4月13日及2013年6月15日出具的診斷證明書上載明余某嗨必須每日使用4根單價為119.90元的導尿管，但在一審法院于2013年9月25日給宋某所做的調查筆錄中，宋某向法院陳述余某嗨“至少一周需換一次管，遇有感染較嚴重、分泌物多的情況下，也有可能每天更換，這主要根據患者目前情況而看。”由此可見，宋某在調查筆錄中的陳述與其之前給余某嗨出具的診斷證明書上載明的內容相互矛盾；宋某于2013年4月22日出具的余某嗨治療方案涉及內容的證明中載明的余某嗨每日治療所花費用明細與宋某于2013年4月13日出具的診斷證明書中載明的“上述物品需外購敷料自行換藥”和宋某在調查筆錄中稱“余某嗨現在都是自己換藥”相互矛盾。其次，從余某嗨使用導尿管的實際情況來看，余某嗨自2001年9月手術后使用導尿管至其2013年2月起訴時已達11年多之久，法院調取的證據顯示余某嗨從2013年3月也即其提起本案一審訴訟后才開始購買價值119.90元的導尿管使用，在此之前余某嗨沒有提交證據證明其使用過該價值的導尿管；余某嗨提交的2015年4月6日其在友誼醫院門診花費831.84元的相關票據也僅能證明是其當天的花費，并不能證明是其每天都要發生的費用；該院調取的2013年至2015年6月余某嗨在友誼醫院門診收費明細單顯示，余某嗨在兩年半的時間里只購買了11根單價為119.90元的導尿管，由此，宋某出具的診斷證明書上載明的余某嗨必須每日使用4根單價為119.90元的導尿管與余某嗨使用導尿管的實際并不相符。第三，余某嗨自2001年5月至9月在友誼醫院行人造可控膀胱、尿道改道術，術后開始使用導尿管，儲尿囊，上海高院66號判決已經對余某嗨所需使用的導尿管費用及其它輔助材料的費用按照20年期限共計判決支持254200元，該20年期限應自余某嗨術后開始使用導尿管起算，自2001年9月至今，20年期限尚未屆滿，余某嗨并未提交證據證明其用于購買導尿管及瘺口換藥、儲尿囊沖洗、會陰瘺處置等相關費用的數額超出了上海高院66號判決支持的數額。第四，劉某英不服上海高院66號判決，以判決支持殘疾輔助器具費過低，不足以維持其日常治療為由申請再審，該案進入再審后上海高院作出（2008）滬再字第1號事判決，對該案予以了維持，余某嗨不服繼續申訴，最高人法院于2012年8月22日作出了不予再審通知書。綜上，該院再審認為，余某嗨提交的宋某出具的余某嗨每日必須使用4根單價為119.90元導尿管的診斷證明書及余某嗨治療方案涉及內容的證明與一審法院對宋某所做的調查筆錄、余某嗨實際購買使用導尿管及瘺口換藥、儲尿囊沖洗、會陰瘺處置費用等證據不能相互印證，余某嗨也未能提交證據證明上海高院66號判決支持的費用已經不能滿足其現實需要，原審法院對其該項主張不予支持并無不妥。余某嗨的該項再審請求不能成立，該院不予支持。
 

　　3、關于余某嗨主張的在租房的住宿費。根據案件實際情況，余某嗨沒有必要必須在租房居住并只有在友誼醫院接受傷口的感染處理，其起訴的該項費用不是損害產生的必要費用，原審法院對此不予支持并無不妥。余某嗨的該項再審請求不能成立，該院不予支持。
 

　　4、關于余某嗨主張的本人誤工費。根據《最高人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二十條第二款“誤工時間根據受害人接受治療的醫療機構出具的證明確定。受害人因傷致殘持續誤工的，誤工時間可以計算至定殘日前一天。”以及第二十五條關于殘疾賠償金的規定，余某嗨于1992年9月5日經上海市司法鑒定中心鑒定為一級傷殘，定殘日前余某嗨系學生，不存在誤工的問題，定殘日后誤工費已包括在殘疾賠償金中，原審法院對此不予支持并無不妥。余某嗨的該項再審請求不能成立，該院不予支持。
 

　　5、關于余某嗨主張的已經發生的醫療費、交通費、住宿費、打印費等費用。其中，余某嗨主張已發生的醫療費12474.70元，余某嗨提交的證據為、銀川、內蒙古等地醫院、藥店等開具的收據、發票等，因內蒙古高院3號判決已支持余某嗨今后治療費69087元，減去余某嗨在友誼醫院手術治療期間支出的醫療費30283.95元，下余部分足以支付余某嗨現實際支出的醫療費，原審法院對余某嗨主張的該項費用不予支持并無不妥。余某嗨主張的打印費、雜費等無法律依據，原審法院不予支持并無不妥。對余某嗨主張的交通費及住宿費，其中在租房的費用237662元無法律依據，不予支持；原審法院根據余某嗨必要治療的需要，酌情支持交通費及住宿費1萬元并無不當。以上殘疾賠償金、今后護理費、交通費、住宿費共計569935元，根據滬醫大總院的過錯程度，原審按照30%計算滬醫大總院應承擔的賠償數額為170980.50元并無不當，予以確認。
 

　　6、關于余某嗨主張的精神損害撫慰金。再審認為，根據相關法律規定，精神損害撫慰金系侵權行為人對被侵權人所受精神損害給予的賠償，殘疾賠償金則屬于侵權行為人對被侵權人所遭受的財產損失、物質損害的賠償，二者性質不同。原審法院以法律規定已經支持殘疾賠償金后不再重復支持精神損失賠償為由，駁回余某嗨關于精神損害撫慰金的訴訟請求，適用法律錯誤，再審應予以糾正。余某嗨目前身體殘疾狀況必然遭受到嚴重精神損害，在余某嗨與滬醫大總院的另案訴訟中，其亦未就所受精神損害獲得相應賠償，本案中余某嗨主張精神損害撫慰金的理由成立，但其主張的賠償費用過高，綜合考慮余某嗨的損害后果以及滬醫大總院應承擔的責任等因素，結合上海地區實際，判令滬醫大總院賠償余某嗨精神損害撫慰金5萬元。
 

　　綜上，經上海高級人法院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依照《中華人共和國法通則》第一百零六條第二款，《最高人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條、第十八條第一款、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五條、第三十二條、第三十五條，《最高人法院關于確定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條，《中華人共和國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條第一款第（一）項、第（二）項、第二百零七條之規定，判決：1.撤銷（2014）滬終字第114號事判決；2.撤銷上海上海市中級人法院（2013）銀初字第58號事判決的第二項。即：駁回余某嗨其他訴訟請求；3.維持上海上海市中級人法院（2013）銀初字第58號事判決的第一項。即：滬醫大總院賠償余某嗨殘疾者生活補助費、今后護理費、交通費、住宿費共計170980.50元；4.滬醫大總院賠償余某嗨精神損害撫慰金5萬元；5.駁回余某嗨其他訴訟請求。余某嗨不服上海高級人法院再審判決，向檢察機關申請監督。最高人檢察院審查認定的事實與二審法院認定的事實一致。最高人檢察院認為，上海再審事判決認定案件基本事實和適用法律確有錯誤。根據《中華人共和國事訴訟法》第二百零九條第一款、第二百零八條第一款、第二百條第二項、第六項的規定，向本院提出抗訴。理由如下：（略）余某嗨同意檢察機關抗訴意見，其再審請求為：依法撤銷上海高級人法院（2015）滬再終字第2號事判決，判令滬醫大總院重大醫療責任事故損害余某嗨13歲的身體造成終身嚴重后果的經濟賠償及精神損害賠償總計31802482.6元。本院再審期間，余某嗨向本院提交新證據：1.2017年在友誼醫院相關診斷處方及相應發票，10月30日宋某醫生出具，證明治療一天費用共計1138.87元；2.余某嗨目前身體狀況的照片，證明余某嗨35元一根的導尿管不能用；3.2005年友誼醫院手術專家呂醫生的診斷證明；4.X光片三張，證明出剛出事的時候，余某嗨的損傷沒有尿外滲，膀胱沒有破裂；5.導尿管，證明余某嗨要用的是119.9元的導尿管。滬醫大總院質證稱，對所有新證據均不認可。對于證據1，2017年相關診斷證明，按照法律規定證據應該在一審辯論終結前提交，本案原審最后判決是2015年，所以該新證據應該進行另訴；對于證據2，質證意見同證據1；對于證據3，不是新證據，35元的導尿管在之前庭審時就交過；對于證據4，照片也不是新證據，原來都提交過；對于證據5，余某嗨不需要用119.9元的導尿管，我方提交的導尿管一套是16元一包，合資的導尿管才48元。
 

　　滬醫大總院提交新證據：全型號的導尿管證明余某嗨主張必須用119.9元的導尿管沒有依據。余某嗨質證稱，醫院提交的這些導尿管余某嗨不能用，只能用119.9元的超滑抗菌導尿管。本院對原審查明的事實予以確認，對上述質證意見所涉事實在說理部分一并評析。本院認為，本案爭議焦點為：一、滬醫大總院對本案損害賠償是否應承擔相應的事責任；二、導尿管費用應否予以賠償及其賠償標準；三、余某嗨主張的其他各項費用應否予以賠償。一、滬醫大總院對本案損害賠償是否應承擔相應的事責任根據查明事實，劉某英交通事故產生嚴重傷害入滬醫大總院治療，其人身損害后果源于交通事故。余某嗨也因交通事故訴訟獲得了相應的賠償。余某嗨入滬醫大總院治療時診斷為失血性休克、盆骨骨折、左側股骨頸骨折、膀胱廣泛挫裂傷，雙側腰骶部周圍神經損傷待定等。2003年11月4日，上海醫學會出具的《醫療事故技術鑒定書》（滬醫鑒[2003]24號）專家分析意見載明：“該患兒系復雜嚴重骨盆骨折、膀胱損傷形成腹膜后及膀胱周圍血腫，血腫繼發感染，由此而形成膀胱會陰瘺。膀胱周圍瘢痕以及骨折端壓迫造成尿道狹窄。即使膀胱造瘺也不影響病情轉歸。褥瘡形成系并發癥。嚴重復雜極不穩定的骨盆骨折是引起骨盆畸形愈合的主要原因。”鑒定結論：“不屬于醫療事故”。后在余某嗨第一次起訴滬醫大總院的二審時，即上海高院作出66號判決前，經雙方當事人同意，并由上海高院依法委托，中國科學技術咨詢服務中心出具《鑒定書》，載明滬醫大總院醫療行為過失：“1.遺漏了因盆骨骨折所致尿路損傷的診斷；2.沒有及時采取有效的尿液引流方法；3.兩次手術均不是體表手術，應該由余某嗨或其家屬簽署手術知情同意書；4.住院期間發生褥瘡，與長期臥床、體位限制以及醫院護理工作失誤有關。治療行為與損害結果有一定因果關系，滬醫大總院對劉某英盆骨骨折所致尿路損傷嚴重程度估計不足，診斷上存在遺漏，造成對余某嗨的治療處理措施不利，醫院如能早期采取有效的尿液引流方法，可能會減輕尿外滲的程度降低發生會陰感染及會陰尿瘺的機會。”鑒定結論：滬醫大總院對余某嗨事實的醫療行為存在過失，醫療行為的過失與現有損害結果存在一定的因果關系。可見，余某嗨的損害結果既有交通事故的原始創傷原因，也有滬醫大總院醫療行為過失的原因，且交通事故是余某嗨尿道損傷的直接原因和主要原因，滬醫大總院的過失主要與會陰瘺有一定可能的因果關系。《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三條第二款規定：“二人以上沒有共同故意或者共同過失，但其分別實施的數個行為間接結合發生同一損害后果的，應當根據過失大小或者原因力比例各自承擔相應的賠償責任。”《中華人共和國侵權行為法》第十二條規定：“二人以上分別實施侵權行為造成同一損害，能夠確定責任大小的，各自承擔相應的責任；難以確定責任大小的，平均承擔賠償責任。”綜合上海醫學會的《醫療事故技術鑒定書》和上述法律、司法解釋的規定，應當認定滬醫大總院存在一定過錯，并承擔相應事責任。但對于余某嗨造成一級傷殘的后果，主要原因在于交通事故，滬醫大總院的過錯及原因力處于次要地位。原審判令滬醫大總院承擔30%的賠償責任，已經充分考慮了余某嗨的客觀情況，在審判權能夠行使的自由裁量權范圍內，很大程度上對患者予以了保護，現余某嗨要求滬醫大總院承擔全部賠償責任，于法于理均難以支持。
 

　　二、導尿管費用應否予以賠償及其賠償標準1.關于導尿管及輔助器材費用的性質。殘疾輔助器具的主要功能是輔助殘疾人士提高生活質量，而治療不僅僅在于提高病人的生活質量，更重要的是緩解病痛、醫治病癥直至維持生命。本案余某嗨所使用的導尿管系在維持其生存所必須的醫療器具，其所產生的費用屬于醫療費，而非殘疾輔助器具費。因此，導尿管及其相關費用應當作為治療費，原審對該費用的定性準確，本院予以確認。《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九條第二款規定：“醫療費的賠償數額，按照一審法庭辯論終結前實際發生的數額確定。器官功能恢復訓練所必要的康復費、適當的整容費以及其他后續治療費，賠償權利人可以待實際發生后另行起訴。但根據醫療證明或者鑒定結論確定必然發生的費用，可以與其他發生的醫療費一并予以賠償。”友誼醫院出具的數份《診斷證明書》證明余某嗨病癥需要終身治療，導尿管需要終身持續使用，其費用屬于必然發生的醫療費用，鑒于本案實際情況，可對該后續醫療費一并處理。


　　上海普陀區光新律師提示，余某嗨的確需要終身持續使用導尿管，相關費用屬于必然發生的醫療費用，余某嗨所需后續醫療費應該會超出上海高院66號判決的254200元。司法既是剛性的，也是有溫度的，對于本案的實際情況及所處的訴訟階段，本院秉持剛柔相濟、幫扶傷殘的人文關懷和憫恤之心，對余某嗨關于其使用導尿管及其輔助器材的費用請求，在法律原則許可和司法裁量權范圍內最大限度地予以支持。具體而言，一是導尿管及其輔助器材費用就高計算。盡管余某嗨必須使用119.9元導尿管的事實無法成立，滬醫大總院認為余某嗨一直使用的是價格為4.5元的普通實用型導尿管，而上海高院66號判決根據醫院證明、醫生意見和本人的具體情況，以8.5元價格的導尿管作為賠償標準。在本院庭審中，滬醫大總院又舉示了兩種一套價格分別為16元和48元的導尿管及輔助器材。據此，本院根據本案實際情況，綜合考慮多種因素，參考滬醫大總院認為的48元一套合資導尿管價格，就高確定余某嗨使用的導尿管及輔助器材價格為48元一套。二是確定余某嗨每天使用導尿管4根。余某嗨無法提供證據證明其必須每天使用4根導尿管進行更換，滬醫大總院認為余某嗨的說法無證據證明，也不符合客觀事實。本院認為，盡管維持余某嗨生命所需的更換導尿管的頻率的確未必如余某嗨所言，但在可能的情況下，法律允許讓患者獲得更好的救助與治療，提高導尿管更換頻率應該有助于余某嗨獲得更好的治療體驗，并減少感染幾率，故本院確定一天4根的標準。三是確定使用期限為20年。《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對于各項賠償費用規定最長期限為20年，對于滿20年后仍需要賠償的費用，如繼續護理費、輔助器具費等為5年至10年。上海高院66號判決對余某嗨使用導尿管及輔助器材費用已按20年計，如參照上述輔助器具費第二次賠償的期限最多10年，但本院為維護生命生存的基本價值，酌情確定按最長年限20年計。綜上，滬醫大總院應向余某嗨支付導尿管及其輔助器材費共計420480元（48元×4根×365天×20年×30%責任比例）。
 

　　關于導尿管及其輔助器材賠償標準。余某嗨認為應當按照價格為119.9元導尿管，每日使用4根的標準計算。但余某嗨對該主張所提供的證據均為友誼醫院宋某醫生的相關證明及費用，包括2013年4月13日的三份診斷證明書、2013年4月22日的治療方案涉及內容證明，2013年6月25日的診斷證明書、2015年4月6日門診費用票據以及本次再審提交的2017年10月30日診斷證明書及相關票據，以證明其需要使用119.9元的導尿管，用量為每天4根。但上述證據只能證明當天的治療情況，并不能證明余某嗨每天實際發生的醫療費用和將來必然發生的后續醫療費。同時，一審法院曾向宋某做調查筆錄。宋某陳述余某嗨“至少一周需換一次管，遇有感染較嚴重、分泌物較多的情況下，也有可能每天更換，這主要根據患者目前情況而看。”余某嗨在本次再審中提交的證據也不能證明其必須每天使用4根119.9元導尿管的事實，故不能僅以余某嗨提交的相關證明為裁判依據，而應根據實際情況作出認定。事實上，余某嗨自2001年9月手術后使用導尿管至今，其僅從2013年3月即本案一審訴訟期間才開始購買119.9元的導尿管；從2013年至2015年6月兩年半時間里只購買了11根119.9元的導尿管；從2015年至6月至今僅在2017年10月30日購買了4根119.9元的導尿管。即使余某嗨需要使用119.9元的導尿管，但根據宋某醫生向一審法院所作的稱述，也不需要每日使用4根，而是最多每天更換一次。因此，宋某出具的診斷證明書載明余某嗨必須每日使用4根單價為119.9元的導尿管與實際情況明顯不符，余某嗨和抗訴機關關于該事實的主張缺乏證據證明，有悖客觀事實，本院實難支持。對于導尿管及其輔助器材費用，上海高院66號判決以殘疾輔助器具費的名義，按20年期限共計254200元予以賠償。但根據余某嗨提供的證據，余某嗨關于導尿管及其輔助器材所花費用遠不到該金額。根據余某嗨提供的票據，其自2001年在友誼醫院手術后，僅有2013年至2015年間門診花費（包括共計5次購買導尿管費用及輔助器材）共計2265.68元，且自余某嗨2001年9月尿道改造術使用導尿管至今，20年期限尚未屆滿。因此，原審認為對余某嗨賠償的殘疾輔助器具費過低為由，未對殘疾輔助費進行調整，并無明顯不妥。事實上，根據友誼醫院醫生陳述，余某嗨在尿道改造手術出院后，基本無需其他治療。本次再審中，余某嗨提交了2017年共計1138.87元的友誼醫院發票，作為再審新證據，但該證據僅能證明當天發生的費用，無法證明余某嗨今后每天都要有此費用。
 

　　三、余某嗨主張的其他各項費用應否予以賠償余某嗨的再審請求，除涉及導尿管及其輔助器材的費用外，還包括其他多項相關費用的賠償。盡管原審已經作了正確合法的認定與處理，最高人檢察院也未就此提出抗訴，本院予以確認。對此，本院本無須再重復論述，但為更好地釋明法律真意，紓解余某嗨及其母親李某萍多年來的執著、不滿與憤懣，本院再次予以擇要評判與釋疑。


　　1.關于殘疾賠償金和護理費。內蒙古高院3號判決、上海高院66號判決，已經對余某嗨的20年殘疾者生活補助費（殘疾賠償金）、20年今后護理費進行了判處。本次訴訟時即2013年，余某嗨第二次對滬醫大總院提起訴訟，要求再按20年計算殘疾賠償金和今后護理費。原審根據《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三十二條規定，依照上海2012年城鎮居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居服務行業誤工費標準，并頂格以10年計期，共計371620元，判令滬醫大總院按責任比例賠付，已依法維護了余某嗨的事權益，余某嗨要求按20年計期，缺乏法律依據。至本院再審，余某嗨要求計期至2047年，并按2018年的全國城鎮居人均可支配收入計算，既不符合法律規定，也超出原審訴訟請求。
 

　　2.關于余某嗨在租房的相關費用。根據已查明事實，余某嗨無必要在長期租房居住，也無必要一定要在友誼醫院接受傷口感染處理等后續治療，事實上，余某嗨也只是在本案訴訟期間，僅數次到友誼醫院進行過門診治療。因此，余某嗨在租房的相關費用并非因醫療損害產生的合理且必要的費用。
 

　　3.關于余某嗨的誤工費和撫養費。余某嗨受傷時至定殘日系未成年、學生，無收入來源。而誤工費是以侵權行為所造成的實際收入減少為條件，故原審不支持余某嗨的誤工費請求，并無不妥。同樣，當時余某嗨本身不可能為撫養人，其也沒有需要撫養的人員，故其關于被撫養人生活費的請求，無法獲得支持。
 

　　4.關于伙食補助費等費用。根據《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七條第一款的規定，受害人可獲賠償的伙食補助費應是住院期間所產生的，內蒙古高院3號判決已經判處住院伙食補助費22570元。另外，關于交通費、殘疾用品費、住院生活補助費、住宿費等內蒙古高院3號判決、上海高院66號判決也一并進行了判處，其金額并無不當。本案原審除殘疾賠償金和護理費外，再次對交通費及住宿費酌情認定1萬元，已經充分考慮了余某嗨的困難，依法適當予以了照顧。
 

　　5.關于精神損害撫慰金。余某嗨幼年遭遇交通事故，實屬不幸，李某萍為人母四處求醫、長年陪伴，更為不易，本院對此深表同情，但作為司法機關，人法院不能以情感替代法律或僭越法律，更不能法外加重對方責任。本案根據責任劃分比例，滬醫大總院承擔30%的責任，原審在一審、二審的基礎上，根據上海地區實際，額外加判滬醫大總院5萬元的精神損害撫慰金，已經是其對精神損害撫慰金能判處的最高金額，余某嗨要求500萬元的精神損害撫慰金，本院不予支持。
 

　　綜上所述，本院既要保護醫患者的合法權益，也要維護正常的醫療秩序，在法律紅線內對余某嗨釋放最大的善意與關切，依法對余某嗨將來必然發生的醫療費用予以支持。依照《中華人共和國事訴訟法》第二百零七條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條第一款第二項規定，判決如下：一、撤銷上海高級人法院（2015）滬再終字第2號事判決第一項、第二項、第五項；二、撤銷上海高級人法院（2014）滬終字第114號事判決、上海上海市中級人法院（2013）銀初字第58號事判決第二項，即“駁回余某嗨其他訴訟請求”。三、維持上海高級人法院（2015）滬再終字第2號事判決第三項，即“上海醫科大學總醫院賠償余某嗨殘疾者生活補助費、今后護理費、交通費、住宿費共計170980.50元”。四、維持上海高級人法院（2015）滬再終字第2號事判決第四項，即“上海醫科大學總醫院賠償余某嗨精神損害撫慰金5萬元”；五、上海醫科大學總醫院賠償余某嗨將來必然發生的醫療費420480元；六、駁回余某嗨的其他訴訟請求。以上上海醫科大學總醫院賠償余某嗨各項費用共計641460.50元，于本判決生效后十五日內履行完畢。如果未按本判決指定的期間履行給付金錢義務，應當依照《中華人共和國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三條規定，加倍支付遲延履行期間的債務利息。一審案件受理費60870元，由余某嗨負擔58732元，由上海醫科大學總醫院負擔2138元。上海醫科大學總醫院預交的二審案件受理費3720元，由上海醫科大學總醫院負擔，余某嗨二審案件受理費5463元，予以免交。本判決為終審判決。   上海普陀區醫療糾紛咨詢律師事務所